日本歌舞伎町的案内人与外国游客玩赏

今天我想以我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跟大家聊聊我在日本的生活和成长。

作为一名“案件知情人”，我的工作就是陪伴外国游客畅游这条被誉为亚洲第一娱乐街的娱乐街。 在这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兴奋和喧嚣。

我第一次来歌舞伎町，三天就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1988年2月26日，27岁的我和两个朋友降落在成田机场。 那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下雪天。 一出机场，我们就直奔新宿，因为在我心里，“日本=新宿”。 新宿是东方第一欢乐街歌舞伎町的所在地。 我在中国听说这里就像天堂一样。 亲眼所见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名不虚传。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到达歌舞伎町后，迎接我们的是一排排色彩缤纷的霓虹灯广告牌。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几乎所有的广告牌上都是裸体女性。 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欣赏着优雅的东京美女，在歌舞伎町闲逛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给东京的朋友打电话。 此人是我在深圳做中介时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

她很快就冲了过来，看到我们跟我们打招呼后，很抱歉地告诉我们，她的房间不宽敞，睡不了三个人，但是她可以带我们去一个便宜又舒适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她给我们介绍的是歌舞伎町的一家情人旅馆。 当我第一次到达日本时，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所看到的只是粉红色的墙壁和角落里的一张双人床。 我想也没想就睡着了。 或许是因为路途遥远，压力大，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

第二天黑帮之地，我去了高田马场的日语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并缴纳了三个月的学费，共计18万日元。 学校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就是马不停蹄的找住处了。 起初，我们和其他中国人住在西武新宿线新井屋久岛前站附近的一间公寓里。 五个人住八张榻榻米（约12平方米）那么大的房间，月租5万。 然而，由于留在深圳的妻子爱梅一个月后要来日本，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就搬走了。 尽管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被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但我们和我的妻子仍然很难想象与四个外人共处一室。

最后，我们搬进了学校推荐的中介机构给我们推荐的房子。 它位于高田马场。 一间房间只有6榻榻米（约8平方米），月租36000日元！ 起初我以为这是一年的租金，当我得知这只是每月的租金时，我感到非常震惊。 另外，还有礼金和押金，就这样日本歌舞伎町的案内人与外国游客玩赏，几个月的房租就交了，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

身上带的50万日元，交完学费和住宿费就没有了。 原本以为是天文数字的50万日元，就像零花钱一样，我越来越不安。 为了缓解这种恐慌，我疯狂地工作。

首先，我去了歌舞伎町一番街的一家中餐馆，问人：“打工可以吗？”，但店主出来说“不可以！”，所以我只好放弃（有趣的是，这位主人就是27年后我在新宿区议会选举中的对手下村雄雄先生。 我在歌舞伎町闲逛找工作，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一天住的情趣酒店。 一定是歌舞伎町的魅力吸引我来这里工作，又或许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引导我“回归自我”。

我一手拿着一本日语词典，在酒店前台的小窗户里拼命地用文字向妻子表达我的想法。 出乎意料的是，她当场就同意让我做清洁工，工资每小时600日元。 对于当时日语并不流利的我来说，这个可以让我避免与日本人交谈的工作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对我的特别怜悯。

然而，打扫情趣酒店比想象的要困难。 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将这对夫妇使用的房间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这五分钟我要做的不仅是换床单、开窗通风，还要清理下水道里堵塞的下水道。 将所有阴毛收集在一起并清理干净。 更令人窒息的是，当我捡起扔在地上的用过的避孕套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得粉碎。 不管怎样，在中国我是一名活跃的舞者和一家文学报纸的记者……我是一个男人，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收集别人用过的安全套！

除了在情趣酒店工作外，我还曾在一家日本餐厅的厨房工作过，在一家搬家公司工作过，还在一家“少女”俱乐部当过服务员。 为了赚钱，我“不择手段”。 “娘娘腔”的舞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去找老板，给他跳了一些歌舞团的舞蹈。 从此，我在这家店里有了舞者和服务员的双重身份。 我每天晚上工作到下午 3 点，第二天早上 9 点必须去语言学校。 这样的作息实在是难以忍受，所以工作一个月后我就辞职了。

光明的未来：“歌舞伎町内幕”的诞生

辞去“少女”酒吧的工作后，我在歌舞伎町的街道上徘徊，寻找另一份工作。

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位戴着棒球帽站在路中间向路人分发物品的中年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飞快地将手中的餐巾分发给路人，快得几乎没人能看清他。

于是，我上前拿了一个包。 纸巾的背面印有“歌舞伎町第一家约会俱乐部”的字样。

“相亲”、“夜店”……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对这两个日语单词不太了解，但这种奇怪的感觉却吊起了我的胃口。

“这家店还招人吗？” 我问。 然后，幸运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中年男子把我介绍给了老板。 我在同一天开始分发广告纸巾。 我的工资是每小时1000日元，我可以自己决定上下班的时间。

这样，我就可以一边上学，一边兼职。

我连续几天在路上分发纸巾，很快就掌握了微笑、让自己变得平易近人的技巧。

我对自己的亲和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而且，我的亲和力不仅在分发纸巾和担任案件官员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在随后分发选举传单方面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随着一盒又一盒的纸巾被抢购一空，我渐渐发现了另一个商机。 我发现每当我在歌舞伎町分发纸巾时，香港和台湾的游客都会要求我带纸巾去脱衣舞剧院。

每次他们都会给我500到1000日元的小费，有时甚至是3000到5000日元。

发放纸巾的每小时工资为1,000日元，工作8小时为8,000日元。 相比之下，如果引进游客顺利的话，一小时的收入相当于分发纸巾一天的收入。 这不是比分发纸巾更有利可图吗？

“你是香港人吗？你想玩点什么吗？” 只要我脸上带着微笑跟他们打招呼，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

当港台游客来到亚洲第一欢乐街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去哪里玩，因为歌舞伎町曾经因被称为“黑帮之乡”而臭名昭著。

“我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如果你满意的话，可以给我一点小费吗？”

在黑帮势力笼罩的歌舞伎町，港台游客听到普通话就会感到安心。 当然，他们中没有人拒绝给我小费。

当时，最受港台游客欢迎的活动是观看脱衣舞表演。 分发纸巾时，我还会主动向游客推荐：“我知道一个很好的脱衣舞剧院！” 然后带他们去剧院。

有一天，我带着十几个香港游客去了一家脱衣舞剧院。 起初一直对我不屑一顾的剧院老板居然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他每带一个客人就给我500日元的回扣。 协议。

于是，我更有动力，连续几天带着20到30人的旅行团来这个剧院。

渐渐地，每人500日元的返利逐渐增多，最后达到了每人消费五分之三成为我的返利。 从定制店、俱乐部、酒吧到餐厅，再到成人用品店，我和歌舞伎町几乎所有的店铺都达成了这样的返利协议。

而且我只和优质店签订协议，只做优质店的“内部人”。 我始终与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进行欺骗、绑架的“皮条客”划清界限。

虽然我也被中国同胞称为“皮条客”，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东洋快乐一号专门为外国游客服务的“歌舞伎町内部人士”的生活。

离婚，结婚，离婚，结婚……

我结过六次婚，其中第三次嫁给了一位日本女人。 如果让我来形容她，那就是贤惠、贤惠。 她是一个丈夫和孩子的完美典范。

当时，我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后，搬到了西新宿的公寓。 这栋公寓楼二楼有一家理发店，离家近，方便。 我总是在那里剪头发。

店长是一位日本女性，名叫久美子。 她比我小三岁，但她像姐姐一样关心、体贴。 我向她倾诉了很多我的担忧。

她有澳洲留学的经历，所以对我这样的外国人很有耐心。

说实话，我嫁给久美子是因为我有点绝望。

那时，我正在和歌舞伎町的酒吧女招待闲逛。 我不断给她买高档珠宝和皮包，甚至带她去香港旅行，花费超过400万日元。

我之所以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和我正式交往的那个上海女人，在两种不同的境遇下，最终抛弃了我。 再加上即将从东京MODE学院毕业，我感觉自己前途未卜，整天感到焦虑。

显然，如果我再犯一个错误，我就会步步犯错，甚至无法继续成为一名内部人士。 我想，这样一个四面楚歌的男人，没有人会在乎，最后也只会是被所有人鄙视的下场。

“我有工作却没有工作，有女朋友却没有女朋友，有钱却没钱，什么都没有。我的签证明年就到期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我忍不住自言自语。

久美子看到我一脸郁闷的样子，邀请我出去喝茶。 她问我：“李桑，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在想什么吗？东京MODE学院毕业后你想留在日本吗？还是想回中国？”

其实我对日本还是很着迷的。 与其说是痴情，不如说是不想离开歌舞伎町。

我想继续作为涉案人员生活，但这个职业不能用来获得签证。

“我当然想留在日本，但我的签证即将到期……”我回答道。

于是久美子说出了我做梦也想不到的话。 她说：“那我们结婚吧。”

“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李桑想留在日本，我可以嫁给你。”

当然这不是假结婚，事实上这和相亲婚姻非常相似。 如果各方面都很和谐的话，登记结婚后谈恋爱也未尝不可。 当时我们俩都是这么想的。

1993年1月，我和久美子结婚了。

1994年7月，我们的长子Koichi出生了。

面对第一个孩子，我的性格彻底改变了。 小一和我很相似。 他身材高大，身高1.82米，热爱跳舞。 曾在全国街舞比赛中获得中学生组第一名。